如王阳明的‘致良知’，‘良知’人人都有，是最好的一颗爱心，只要保有他，发挥他，人生绝对光明又通畅！

　　如关云长的‘义’，他那么大的‘义气’我们学不来做不到，但‘义’是‘正正当当的行为’；‘义’是应该，‘不义’就是不应该。在日常生活里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甚至起心动念，‘正正当当’应该有这个认知，而且也应该即知即行，每天在工作中，对人、对事，什么事该做？什么事不该做？通过自己的‘良知’，‘清清楚楚的辨别’，总该有知所取舍吧？

　　若能‘致良知’而保有‘良知’，于日常生活中行其所当行，不该做的绝对不做，断然不为，这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修行（修正错误的想念、行为）人了；他不必入山结茅，不必烧香、打坐，不必磕头，不必吃斋……但是诸佛如来可以保证他会得道因为他所走的便是人人应该走的‘光明大道’！

　　肆、生命之光

　　（一）、流芳百世莫遗臭万年

　　一般人都很重视‘名气’，‘人死留名’便成了不少人追求和向往的目标。‘名者，造物所忌’，这种高调“曲高和寡’之故，所以‘好名’之人仍然比比皆是。

　　如果‘名实相符’，‘好名’倒也不算是坏事，偏偏有些人并不怎么好，但却名声大噪！更糟的是坏得出了名，成了世人反面教育的样板人物。

　　每个人从呱呱坠地，由幼年而少年，由少年到青年，这是一段求学时代的人生，这段人生，虽然无所作为，但却为他自己即将踏入社会而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‘容器’，我们把‘容器’比作是个‘空袋子’吧！这样会容易明白。离开学校就要就业；就业、工作就等于往袋子里开始装东西啊！

　　‘袋子’究竟应该装些什么东西？学生时代虽然对他有著决定性的影响，但是社会这个‘大染缸’对人的诱惑和影响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这从事实的历来现象，像一幕幕的‘影、戏’在不断的上演著。但不论如何，操控这袋子主权永远都在自己的手里。

　　古往今来，有太多的人，他的‘袋子’毫无内容，什么东西都没装进去，交了白卷，使人生成了空白，与草木同朽的白活了一辈子。

　　有些人的‘袋子’装进去的东西太少，便显得他的人生不够充实。

　　有些人的‘袋子’装进去的是令人敬仰，叫人羡慕的东西，他所到之处散发著芬芳的馨香，散发著爱的光芒，他那些无比珍贵的内容，不仅是他劳苦血汗所累积，而且也为他灿烂光耀的未来，储存了无量、无限大爱的种籽。

　　也有些人，他们不知珍惜自己的‘袋子’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装进去些乱七八糟，甚至很肮脏、很污秽的东西，给人生产生了‘负面’的价值，他们不但活著很‘臭’，臭得人人掩鼻，而且臭得很远！

　　晋朝时代周处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吧！他与南山猛虎、桥下孽蛟，并为江苏宜兴地方三大害。后来被宜兴县令化装为一个老人，用言语点化了他，他上山射虎、入水斩蛟，他自己也隐瞒姓名，到浙江去埋首读书。在晋朝曾做到御史中丞的官。后来在晋朝边境有个叫齐万年的，啸聚二十万众作乱，有人建议晋帝；可派周处前去平乱，只给他五千人马，也无后援，周处孤军奋战，最后全军覆没。死后晋朝册封他为平西将军。

　　从周处的故事，可知孟子的‘主性善’，荀子的‘主性恶’是一偏之见，王阳明的‘无善无恶心之体’才算说对了，因为善恶是心意动了以后的行为，如果心不动，意不萌，何有善恶之事？

　　周处的故事，告诉我们：人人是应该向善的，人人是可以做好事的；善事、好事都是爱心的表现，爱心的发挥；坏事是做不得的，做了你就会造下恶业，做了就会使接近你的人感到厌恶。人人都有‘良知’，都可以‘为善去恶’发挥自己的‘良能’。所以，人应该有个理想，有个目标，有决心、有抱负，确立正大方向之后，就付出精神、毅力、意志，你的成就、成功，也是对社会、对别人爱心的回馈。生活上，人人为我；责任、义务上，自己不是也该为别人著想吗？

　　（二）、‘爱’是众善的根源

　　中华文化，以仁爱为本；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皆以仁爱治天下；尧、舜更以禅让无私之大仁、大爱为历代圣主之表率。孔子、孟子则以忠恕、仁义发挥大爱的教育，为万世师表。从孔、孟大爱的教育，发挥成四维—礼、义、廉、耻及八德—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；从这个纲目扩展出去，即是万善之本，一切善美的事迹，皆是从四维、八德之中滋生出来，也即是从仁心、爱心之中流露出来。

　　自古迄今，勿论中外，不论大、小领导，贩夫走卒，或者一家之主（煮），只要以仁心、爱心对上、对下、对任何人、任何事物者，必定会形成一个中心点，‘譬如北辰，众星拱之’，爱心越强烈、越深厚，环卫的周边便越强大，越是众多，越是持久，可见仁爱的亲和力、同化力，是发之于自然，形成于自然，可大可久；亦是自自然然；反过来说，无仁、无义、没有深厚的、广大的爱心，则必定是离心离德，众叛亲离，甚至不旋踵而灭亡。

　　中华文化之仁爱，表现在往圣、今圣、昔贤、今贤、仁人、志士的言行上不胜枚举。圣哲们言‘天’、言‘道’、言‘人’、言‘政’莫不以‘仁爱’为其根本。

　　孔子的弟子樊迟问‘仁’，孔子告诉他：‘仁者爱人。’这是最明白的答复：凡是内有‘仁’心的人，表现于外的则必然是‘爱’心的行动，‘仁’和‘爱’是一体之两面，分不开的。

　　颜渊问‘仁’，孔子说：‘克己复礼，为仁。’仁在自己，不在外、不在他，只要能战胜自己的私欲，使自己的‘仁’心‘爱’心合乎‘礼’（理），天下归‘仁’、四海归‘心’。这是说大，若果非君王领导阶层，只要能‘克己复礼’，必定会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一‘德不孤，必有邻’。大学上更警惕世人：‘财聚则民散、财散则民聚’，财，不一定指金钱，功德财、法财、从‘爱’心中发挥出来的救人、救世的言语，比有限量的金钱财高千万亿倍！这说明了不论是什么‘财’，聚则不祥，散则大吉大利！

　　你有‘仁’心而没有‘爱’的行动，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。颜渊是何等聪慧的人，他不须要像我们这样解释这么多，他一闻夫子‘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’语，便马上问：‘请问其目？’做的方法是什么？夫子告诉他：‘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！’（如果是个大修行人，要再加一句〝非礼勿想〞）礼者理也，做人、做事能合乎礼必不会悖理。‘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’，知理而又守礼的人，一举一动皆有分寸。‘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’。‘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’，‘推己及人，推己及物’，如此则‘四海一家，天下一人’，把‘仁爱’发挥至理想的最高境界，除了发扬中华文化，发挥仁心、爱心之外，简直别无他途可循。

　　孔子对问‘仁’的弟子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，但万善归‘仁’却都是相同的，由此也可见仁爱是众善的根源。

　　孔子只举出一个‘仁’字，就道尽了宇宙人生圆满的真理，因此，孔子从来不离开‘仁爱’去谈什么生死。‘仁爱’是至高无上而且是独尊的，所以孔子也从不离开对‘仁’的笃信、力行而去谈论什么鬼神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人格的鉴定，也以‘仁’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标准（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）（端毅木讷，近乎仁）。对于居住的选择也以‘仁’为标准（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）由此可见孔子的思想、言行全都是从‘仁’心里流露出来的，‘仁’便是孔圣人的全人格。

　　至于孟子，言必‘仁义’，轻蔑权势、不重财利，对于‘仁爱’的发扬及宣导，可说是毕生‘鞠躬尽瘁’。且看‘公孙丑’章中的一段：

　　孟子曰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！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之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……由此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……。

　　四体—人之双臂、双腿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四体，那就不是个健全的人了。

　　说点轻松的，这个故事只是‘如是我闻’，在正史上是看不到的。

　　据说：明朝时代（不知是那位皇帝时期了）有两兄弟，老大名叫陈仲仁，为翰林大学士，老二名叫陈仲义，为兵部尚书，兄弟二人既然是高文化水平，知书达礼，手足之爱，倒也相处不错。但是二人既做了不小的官儿，童仆妻妾相处在一起，就难免不时口舌之诤，日久天长，竟演变到兄弟由白眼而决裂而分家的地步。

　　分家，按照里俗，须请舅父来仲裁，二人没有舅父，便想请当朝一位姓余的总督同僚朋友来仲裁。下书内写：敬请莅舍一叙。那位总督大官以为他兄弟俩请其过府喝酒的。到了陈府，原来是请他为陈氏兄弟主持公道、仲裁分家的。心里一不高兴，索来纸笔，写了一篇颇富启发而又教训的短文，写毕，掷笔而去。

　　陈氏兄弟捧起所书，上写的开头是一首诗：

　　兄弟本是同胞生，祖宗遗产何须争？

　　一番相见一番老，能得几时称弟兄？

　　（接著，是一篇骂人不带脏字的训斥：）

　　鹁鸽护雏，乌鸦反哺—仁也。

　　鹿得草而鸣其众，蜂见花而聚其群—义也。

　　羔羊跪乳，马不欺母—礼也。

　　蜘蛛罗网而为食，蝼蚁塞穴而避水—智也。

　　雁（燕）非时而不至，鸡非时而不啼—信也。

　　禽兽尚有‘五常’，况为人耶？（骂这兄弟俩禽兽不如）

　　兄弟二人被骂得汗颜，被教训得非常惭愧，不禁抱头而哭！……

　　以前的人，男子须具‘三纲、五常’之德，否则便不是一个健全的男子汉，今人虽不讲这一套，但能具备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五德，仍是个顶呱呱的大好人。

　　唐朝的大文豪韩愈说：‘博爱之谓仁’，把‘仁者爱人’说得更明白些，‘仁’是一种大爱，而非小爱、私爱，如‘天下为公’，只这四个字不就概括了‘自他不二’‘物我一如’‘万物一体’‘四海一家’‘天下一人’了吗？‘天涯若比邻’，彼此何尝是遥远的呢？

　　耶稣热爱世人，最凸出的一句话：‘爱心能使人得救’这与韩愈说的‘博爱之谓仁’没有什么两样，所不同的是耶稣是个宗教实行者，而韩愈不过是‘坐而言’罢了。

　　大觉佛陀释迦牟尼，人称‘世尊’，他说‘诸佛以大悲心为本’，大悲心是悲悯众生沉沦之苦，而用种种方便方法予以救度，所谓‘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’，这种至情、至性的大爱，把众生推送到老子说的‘谷神不死’的至高境界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修行历经恒河沙数劫的佛陀，他若不彻悟‘爱’的真谛，如何而能契证‘无上正等正觉’？

　　佛陀的慈悲之爱，是最高的，是最究竟的。中华文化之‘仁爱’，就是朝向此一目标的起点及过程，‘仁者爱人’，无论对人、对事都以‘仁爱为本’，当今世界上通行的义务、义勇、义侠、义士……等名称，莫不都是从利他之爱心为出发点。所以古往圣贤、哲人遗留下来的宝贵启示，告诉我们：‘仁’是‘爱’的发扬及扩大，‘爱’是行仁的实践。博爱就是仁，行仁即是爱。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都是‘爱’的表现，也都是从‘仁’而滋生。不但‘仁’与‘爱’名殊体同，一切的道德的德目，也都是名殊体同的。因此，只要发挥人人本有的爱心，把爱心发扬更发扬，扩大更扩大，把‘爱’推展、净化至最高点时，就进入仁者圣洁、崇高的境界，那是个解脱的‘实在界’，而非虚幻的、缘生的、八苦交煎的‘现象界’了。